在抗战伊始,蒋就没有落实消耗战的战略,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上海、南京与敌优势兵力徒作无益的硬拼。李宗仁分析其原因道:
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,而好意气用事。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,但目睹失地千里,日本仍不满足,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,实在气愤不过,所以不顾一切,和他一拼再说。
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。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,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,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,战事亦可乘此收场。这一想法显然是错误的。
抗战末期,蒋介石调集五十个师到滇、缅边境,声言打通滇缅公路,夺取仰光出海口,以便接运美国物资。李宗仁当时提出异议,认为劳师出国,自困深山,无异舍近求远,不如集重兵于南宁、贵县一带(广西当时已无敌军)向广州湾进攻,开辟一个出海口,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。但李宗仁的主张未被采纳。事后局势的发展,才使李宗仁惊觉蒋的用意在于对付云南地方军阀:
殊不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,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,龙云被迫应战。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公路,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。
按照李宗仁的观点,中方除战略失误外,在指挥系统上也存在诸多毛病。其中让李宗仁微词最多的,是蒋介石的越级瞎指挥:
蒋先生既不善于将兵,亦不长于将将。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,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。抗战时,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,抗战后对共军作战,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。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,或直接打电报,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。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,而前线指挥官还不知道。
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,主张又不坚定。往往军队调到一半,他忽然又改变主意,益发使前线紊乱。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,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,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,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,全凭一时心血来潮,揣测行事,指挥系统就乱了。
时间一长,全军上下都知道了蒋介石的毛病,听他的命令,是要打败仗的,但是不听更不得了。大家索性自己不拿主意,由委员长直接指挥,打了败仗委员长自己负责,大家落得没有责任。将领变成这样,要打胜仗何其困难,但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人。
最典型的是刘峙。刘峙在抗战期间屡战屡败,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。但是不久,刘峙又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。据说,宋美龄亦曾向蒋介石进言:“外边闲话很多,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了吧?”但蒋介石回答说:“刘峙打仗是不行,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?”可见,蒋介石选用将领的标准,不是“能不能打”,而是“听不听话”。
薛岳
反面的典型是薛岳。长沙会战,薛岳本来打得不错,但蒋介石的几个电话完全打乱薛岳的部署。长沙失陷后,统帅部命薛撤往湘西,但薛拒绝受命,而是跑到江西去了。有人问薛为何要冒险抗命来江西,薛答:“跑远一点,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!”一时传为笑谈。后来薛岳在台湾处境与白崇禧一样艰难,就是因为他太不“听话”了。
不过让李宗仁庆幸的是,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没有插手指挥过他的部队。李宗仁回忆说:
终我六年之任,委员长从未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。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,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,我便笑着向他说:“委员长,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,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。不过古代战略家说:‘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’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!”
蒋先生也笑笑说:“五战区我不打电话,对你我放心得过,放心得过。”他果然能守此诺言,始终未打过电话。我在徐州时,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。他那口宁波腔,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,在长途电话里,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。我听得很吃力,蒋先生也觉得很苦,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。
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,而好意气用事。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,但目睹失地千里,日本仍不满足,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,实在气愤不过,所以不顾一切,和他一拼再说。
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。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,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,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,战事亦可乘此收场。这一想法显然是错误的。
抗战末期,蒋介石调集五十个师到滇、缅边境,声言打通滇缅公路,夺取仰光出海口,以便接运美国物资。李宗仁当时提出异议,认为劳师出国,自困深山,无异舍近求远,不如集重兵于南宁、贵县一带(广西当时已无敌军)向广州湾进攻,开辟一个出海口,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。但李宗仁的主张未被采纳。事后局势的发展,才使李宗仁惊觉蒋的用意在于对付云南地方军阀:
殊不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,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,龙云被迫应战。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公路,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。
按照李宗仁的观点,中方除战略失误外,在指挥系统上也存在诸多毛病。其中让李宗仁微词最多的,是蒋介石的越级瞎指挥:
蒋先生既不善于将兵,亦不长于将将。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,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。抗战时,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,抗战后对共军作战,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。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,或直接打电报,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。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,而前线指挥官还不知道。
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,主张又不坚定。往往军队调到一半,他忽然又改变主意,益发使前线紊乱。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,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,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,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,全凭一时心血来潮,揣测行事,指挥系统就乱了。
时间一长,全军上下都知道了蒋介石的毛病,听他的命令,是要打败仗的,但是不听更不得了。大家索性自己不拿主意,由委员长直接指挥,打了败仗委员长自己负责,大家落得没有责任。将领变成这样,要打胜仗何其困难,但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人。
最典型的是刘峙。刘峙在抗战期间屡战屡败,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。但是不久,刘峙又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。据说,宋美龄亦曾向蒋介石进言:“外边闲话很多,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了吧?”但蒋介石回答说:“刘峙打仗是不行,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?”可见,蒋介石选用将领的标准,不是“能不能打”,而是“听不听话”。
薛岳
反面的典型是薛岳。长沙会战,薛岳本来打得不错,但蒋介石的几个电话完全打乱薛岳的部署。长沙失陷后,统帅部命薛撤往湘西,但薛拒绝受命,而是跑到江西去了。有人问薛为何要冒险抗命来江西,薛答:“跑远一点,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!”一时传为笑谈。后来薛岳在台湾处境与白崇禧一样艰难,就是因为他太不“听话”了。
不过让李宗仁庆幸的是,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没有插手指挥过他的部队。李宗仁回忆说:
终我六年之任,委员长从未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。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,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,我便笑着向他说:“委员长,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,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。不过古代战略家说:‘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’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!”
蒋先生也笑笑说:“五战区我不打电话,对你我放心得过,放心得过。”他果然能守此诺言,始终未打过电话。我在徐州时,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。他那口宁波腔,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,在长途电话里,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。我听得很吃力,蒋先生也觉得很苦,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。